总司令部”

被撤销了，伞兵部队就划归空军司令部领导，名称也由“陆军突击总队”改威了“空军伞兵总队”。

伞兵总队进行了整编，原先的二十个队合并威四个大队和一个补充队，新来了一大批步兵军官，部队的指挥层也进行了重大变动。备大队的主官全都是新调来的生面孔，个个都不会跳伞，更没有空降作战的经验，而抗战时期训练出来的军官却只能担任副职，有的甚至被调出了伞兵部队一一蔡远飞始终不大明白马师恭司令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举措的后果完全是颠覆性的：主官不懂业务，伞兵总队也就失去了伞降作战的能力，从此由一支特种兵变成了普通的轻装摩托化部队。伞兵整编以后，蔡远飞被分配到总队参谋处，职务是参谋三科的附员。总队参谋处总共有四个科，二科负责情报、三科负责作战，“留美预备班”的学员全都集中在这两个科里。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这一期留美学生的进修方向是“参谋业务”，留学之前必须具备一年以上的参谋阅历。

因此，总队参谋处的“附员名单”也就威了留美预备班的花名册，如果有谁被派到基层单位去当带兵官就说明他已经被淘汰了……，伞兵总队的队部设在南京市郊的岔路口，四十多个“参谋附员”聚集在参谋处里，其实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工作太清闲，参谋们就不务正业。一帮人为了迎接”国民大会”就鼓捣出了一首“新中国伞兵”歌，后来还真的成了**的《伞兵进行曲》。并且，蔡远飞他们还被“三青团”借调出去，干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1946年3月的南京，已经和举行受降仪式的时候大不相同了。

几个月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1945年9月的一百法币可以买两只鸡，1946年1月却只能买两个鸡蛋，到了3月份就只够买两粒煤球了……．．人民群众的情绪从欢迎政府回归时的兴高采烈逐渐转变为极度失望和怒不可遏，“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连小孩子见到**官兵部躲得远远的，现出一副厌恶的表情。

这时候，南京城里每天都在举行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有以市民为主体的，也有以学生为主体的。

市民闹事的主要目的是“反失业”。

沦陷期间，南京市里有六百多家大小工厂，这些企业虽然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日伪性质，但员工是中国人、车间厂房也在中国的地面上，抗战胜利后，只要稍加整顿就可以恢复生产。但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来自四面八方，“接收”行为就如同哄抢一样毫无计划，这个收仓房、那个收原料，今天搬机器、明天割电缆，甚至出现了“一辆汽车五个人接收”

的笑话(一个人接收车身，其他四个接收汽车轮子)。经过这么一折腾，好端端的工厂被拆得七零八落，最终能够恢复运作的还不到一百家。南京市里的大部分工人被迫失业，生路断绝的市民们不得不走上了抗议斗争的道路。

而学生闹事，则是为了“反甄审”。

沦陷期间，南京市里仍然有“中央大学”

等院校在日伪的教育体系下继续开课，抗战胜利后，真正的“国立中央大学”回来了，国民政府就把“伪大学”撤销、改称“南京临时大学”，并且不承认“伪校学生”的学籍，要对他们进行“甄审”一一“甄审”的办法就是考试，基础课补考英语，政治课补考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考试过关以后才能够重新入学一一这么一来，南京城里的“伪学生”们就不干了，他们游行示威，绝食抗议，坚决不参加“甄审”考试，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丢失首都的责任不在学生身上，甄审的对象应该是政府的官员。”

1946年3月，原“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正在南京述职，他因为“——？一血案”丢了差事，正等着接受新的任命。这时候大概是希望自己“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关将军看见南京学生闹事，居然决定亲自去校园训话，开展思想工作。

走进中央大学，学生们正在集会。大家一看见这位披斗篷、穿马靴的将军就发出了阵阵嘘声，再听说他就是“昆明血案”的罪魁祸首，更是骂声四起。“关铁拳”一介武夫，说话全无遮拦，在昆明的时候就信口开河，说什么“学生有示威游行的自由，当兵的有开枪的自由”，结果被赶出了云南，现在到了中央大学，他登上讲台，开口就说：“和你们学生打交道，真比对付十万敌人还麻烦”，还说“你们学生一张嘴，没道理也变成了有道理……．．”

学生哪里肯吃这一套，立刻群起高呼：

“我们学生是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