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万凯这个令萧春感动了的商人，她又遇见了另外一个令她同情、埋怨而又无奈的商人。出万凯病房回到主任办公室时，那个百折不挠的柏科长又在恭候她了。昕林医药公司的这位年近五十的柏科长一见到她，不，一见到医院领导和其他科主任时都总是这么一张谦恭的笑脸。本来，他是坐在她办公室的沙发上的，一见她进门就腾地立起身来，弯腰点头笑着招呼。他每次来找萧春都是这样，谦恭的笑容一直布在脸上。萧春有时就想，时间长了他那面皮也会疲劳的呢。

柏科长笑道：“萧主任，忙呀！”

萧春好言劝导：“你看你，给你说过不要到病房来，医院有规定。”

柏科长连连点头：“是，是，听萧主任的。”把一摞药品广告放到办公桌上，“萧主任，这是我们昕林公司最近经销的新药，你抽空看看。”

萧春看这些装潢精美的药品广告，发现有的药名变了，可治病功能却是一样的。她曾经纳闷过，这是为什么呢？那次，她去参加市里的一个新药发布会，会上，戈主任做了使用一种新药的报告。她尊重戈主任，却对她的报告不敢苟同。这个发布会是推销这新药的医药公司主办的。吃自助餐时，戈主任主动向她敬酒，笑道，萧主任，我做报告时看了你的表情，知道你持异议。还没等萧春说话，她又叹曰，有的事情你也许还不清楚，现在都搞药品招标，招上标的一些药品呢，价格都下来了，药厂和药商的利润空间就小了，做了不久就“死了”。于是，药厂就开发“新药”，其实是稍加调整，换了药名和包装而已。这样一来，价格就又提上来了，因为是新药嘛，最终吃亏的还是病人。你的异议呢，我知道，一定是认为这是个改头换面的“新药”，是不？萧春笑，戈主任，我可没有这么说啊。其实，她心里是这么想的，还想，戈主任也是老专家了，不该为其做这样的宣传。

萧春这么想时，柏科长恭谦地笑着，不厌其烦地对她介绍新药。萧春知道，这位柏科长在他们公司连年都是先进，对工作兢兢业业，他的工作就是销售药品，评价他工作好坏的标准其中一条就是其营销量。这仿佛是个难解的矛盾，从国家看吧，医和药不是同一领导和部门分管，医疗事业要发展，药品事业也要发展。药品生产、销售的税收是高的，这也是国家的财政来源。老百姓一直说看病贵，责任绝对不是只在医院。就比如这改头换面的“新药”吧，有关部门不批就上不了市呀，可就是批了。戈主任指着本资料对她说过，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美国FDA仅受理了148种。美国的148种新药中100%是真正的新药，而我国的10009种当中，只有23种是真正的新药，只占0.22%。这是为什么？萧春也在报上看到了，有的批准新药的领导和专家从中得了不少好处，正在查处这事儿。戈主任说，一个新药的批准上市，按照规定最多花销二三百万元，可现在没有上千万元是拿不到批文的，想想看，这多出来的几百万元都上哪儿去了？是呀，上哪儿去了！有位院士直言不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导致的，药监局也有责任。他说，一个普遍现象是，同一种药能有十几到几十个名字，单价从几毛钱到几十元不等，有时连他都弄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往往是一个药品换个“行头”改个名，摇身一变成了新药，“身价”立刻飙升。而事实上，这些所谓“新药”良莠不齐，坑害病人的同时，肥了那些医药系统的腐败分子。他特别提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现少数败类，也与这有关系。还举例说，一个“罗红霉素”，品种就达40多种，自己当了40多年大夫，也几乎看不懂。他问，这些所谓“新药”五花八门，我就想不明白，这些批号都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这位院士说得好问得好啊！这还只是申报批文花的钱，再加上药厂、药商的自身的利润，还有开处方的大夫们私下得的钱，那药价咋会不高？萧春听说过，有的药品成本价也就二三十元，可到了病人身上就是一百多元了。所以，现在时时都在抓降低药价、让利于病人的事情。

“萧主任，你看这药，刚出来的，价格是贵些，可抗感染功效特别好！”柏科长极力推荐，“如果你们的用药量大，你们的利益也高的。”

萧春不是圣人，科里每年组织春游、年终表彰，她也确实得过药商的赞助，借此全科人员聚会，清闲、放松一下，开个短会进行总结表彰，给医疗、教学、科研成绩突出的人以精神和物质奖励。只是，她个人绝不收受药商的钱财。她也知道，科里有的医生包括孔涛这个她欣赏的大夫，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