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你这么坚持，我将来一定要看你的屁股。你说了这么多，你的英文到底好不好？”

“很好。口语我不敢夸口，我中文太好，思想太复杂，又没交过美国女朋友，英文口头表达不是十分顺畅。在北京待的时间太久，说话习惯不把嘴张开，英文带北京口音。但是，我初中就能读原文版的《名利场》，患有背字典强迫症，你雇的那个揽生意的洋人，会的英文词汇可能还没有我一半多。”我刚吃完两碗干饭，开始自夸。

“好，我有些专业的英文东西需要找人翻译，我希望能翻译得像中文。我的秘书找了几家翻译公司，都说干不了。”

“你是找对人了。我们爷爷奶奶辈的教授们，从小上教会学校长大的，说英文比说中文利落。但是这些人还健在的，在国内的，都忙着给中央首长看病呢。人家不可能给你翻东西。中间这拨人，不提也罢，看洋妞兴奋，看洋文就困。再数，就是我们了。”我没有穿明黄套装，没有金发碧眼，但是我也希望能够靓丽。

“我有三盘关于流式细胞仪的录像带，需要翻译成中文，然后请人配音。我没有原文，我只有录像带，你别皱眉头，如果好做，我就不找你了。你可能需要先听写下原文，再翻译。我要得很急，我要赶一个会，你有三天时间。录像带就在我包里，吃完饭我给你。秋水，得一个教训，牛皮不是可以随便吹的。”

“火车不是推的。我能给你弄出来。”

“你如果弄不出来，我就告诉我的老板，在北京没人能弄出来，那个会赶不上了。”

“好。”

“价钱怎么算？”

“算我帮你忙吧。我吃了你的嘴短。”

“秋水，再给你一个教训，这个世界上存在两个人互相喜欢，但是不存在帮忙。你开个价吧。”

“我和你说的世界可能不是一个。我的世界有‘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天大的理，敌不过我高兴’，有‘这件事儿我只为你做’。不管了，今天的馆子是我点的，翻译的价钱你定吧。”

“好，英译中，翻译公司千字三百，加急五百，我给你再加倍，千字一千。”

“好。三天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拎着一提兜麻醉机说明书和柳青的三盘录像带回到宿舍，桌子上有一张字条，王大的字体，肥硕而零乱：“秋水，我们去喝大酒了。你看见字条，马上滚过来。我们在东单大排档，辛夷发现的一个新地方，就在东单电话局西边一点儿，邻着长安街。”

时间已过十一点，校门已经锁了，但是大酒一定要喝。我们的校门（还有世界上其他很多门）上锁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闲杂人等出入，一把锁根本防不住。这只是走个形式而已，让真正需要进出的人多些麻烦。为了喝大酒，多数时候我们需要翻门而出再翻门而入。这种不十分正当的出入方式让我们兴奋不已，让我们的大酒多些威力，好像我们暂时脱离固有的生活，在做一件十分不正当的事情。

我们的校门三米多高，铁质绿漆，顶端为梭镖头状。翻的时候不能十分大意，否则梭镖头戳xiati，即使不出血也会kua间软组织挫伤，走路的时候xiati沉重而疼痛，一步一颤。我翻过大门的时候，月光很好，“勤奋、严谨、求精、献身”的八字校训在月光下隐隐发光。值班室的白炽灯亮着，校卫队队长带着几个校卫队员在值班室打扑克，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我们的学校建在东单和王府井之间，虽然学生难以心无旁骛，但是喝大酒却十分方便。东单和王府井之间不仅有事儿事儿的王府饭店，找俩黑人穿个白汗衫把门就冒充高档场所的和平迪厅，还有很多小馆子。喝大酒要到小馆子去，大馆子不行，一是大馆子太贵，因为假装漂亮的环境和假装高雅的服务小姐，一瓶酒要多付十瓶酒的价钱，喝得兴起，下月的伙食没着落了。二是大馆子事情太多，说话声音不能太大，说话内容不能太怪力乱神，不能随地吐鱼刺，不能光脚丫穿鞋，喝到酒酣不能光膀子，喝到一半就把灯熄了说“下班了下班了”。三是大馆子不许喝醉，保安一个比一个壮，经理一声令下，就能把我们一手拎一个扔到大街上；假装高雅的服务小姐好像骨子里一个比一个淫荡，但是你一个眼神不对她们都要喊“抓流氓”；台布那么白，地毯那么干净，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喝高了吐在上面，这种自己管束自己的心态最可怕，这哪能叫喝大酒呀。小馆子才好。东单和王府井的小馆子很多，它们有很多共性：它们都脏，都乱，都拥挤，都鼓励喧哗，都没什么好吃的；它们都便宜，都有普通燕京啤酒，都贵不过两块五一瓶，啤酒都凉；它们都没有固定打烊时间，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