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是从社会的缝隙里掉下去的。”程望的声音虽然没有明显的情绪起伏，但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千钧之力。

“我们破了这个案子，不代表我们赢了。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漏洞需要去填补。”

同一时间，位于郊区的康复中心。

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户，轻柔地洒在活动室的地面上。沈卿静静地坐在靠窗的位置，正在认真填写一张“阶段性心理评估问卷”。她的神情专注，字迹清秀整齐，一笔一划仿佛仍保留着学生时代的认真与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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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周倩坐在她的对面，目光温柔而关切地看着她。当沈卿翻到问卷的最后一页时，周倩注意到了她微微变化的神情。

“你是否想过起诉施暴者？”问卷上的这个问题，让沈卿抬起了头。她的目光中透着复杂的情绪，有迷茫，有愤怒，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痛苦。

“法院已经判他死刑了，我起诉还有意义吗？”沈卿的声音很轻，却带着深深的疑惑。

“你可以起诉他财产部分。”周倩耐心地解释道，“比如要求他归还非法获利，给予你精神赔偿，以及承担你受害期间的医疗与康复费用。这不仅是你应得的补偿，也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

沈卿却轻轻摇了摇头，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然。

“我想告的不是他。”她的声音微微颤抖，“我想告那个当年把我从学校劝退的教导主任，他仅仅因为我‘穿着不检点’，就轻易地剥夺了我上学的权利。”

“我想告那个派出所民警，1999年我姐姐替我报案，他却一脸不屑地说‘这种女孩子你也信’。他的偏见和冷漠，让我失去了一次可能摆脱噩梦的机会。”

“我还想告那个大街上路过的男人，我拼命喊救命的时候，他却骑车飞快地离开，对我的求救置若罔闻。”沈卿越说越激动，声音也逐渐提高，“我知道法律不归他们管，但——”她咬了咬嘴唇，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哽咽，“我心里有账。这些年，这些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我的伤害一点都不比那个施暴者少。”

周倩缓缓地点了点头，没有打断她。她深知，这是创伤后的第二阶段：愤怒。这是受害者走向康复不可或缺的过程，只有将内心的愤怒宣泄出来，才能真正开始治愈的旅程。

在城市的另一处，市政联席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公安、民政、司法、教育、网络管理五个部门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商讨应对此类极端侵害案件的长效机制。

会议室里，气氛热烈而严肃。各部门代表纷纷发言，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经过数小时的激烈讨论与意见交流，最终，五个部门共同签署了《关于多系统协作应对极端侵害案件机制的临时议案》。

议案中明确写道：“今后凡发生重大非法拘禁案，必须成立跨部门协调小组，对受害人进行司法、心理、医疗、生活四位一体的全面支持，避免‘破案即终结’的单一执法思维。要从各个方面给予受害者全方位的关怀与帮助，确保他们能够真正走出阴影，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与此同时，江州市公安局内部也发布了《警务漏洞自查通报》。这份通报，是程望一手推动，王焱全程参与的心血结晶。

通报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将1996年至2001年三次误判的警情报告重新立卷。要求相关部门重新梳理案件细节，彻查当时处理过程中的失误与不足，并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避免类似的疏忽再次发生。

第二项内容，是对高跃使用其妻子身份注册公司期间的监管缺失进行追责。明确各部门在企业注册监管过程中的职责，加强内部管理与监督，杜绝因监管不力导致的犯罪漏洞。

第三项内容，是对辖区内“地下空间”进行全面摸排，尤其是针对历史建筑遗留的非法私建地下室。要求各基层单位展开地毯式排查，建立详细的档案记录，对存在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的地下空间，及时进行整治和处理。

王焱看着通报内容，不禁皱起了眉头，苦笑着说：“又得熬夜咯。”

程望拍了拍他的肩膀，神情严肃地说：“下次不是她们，下次可能是我们家的女儿。我们肩负着保护市民的责任，这些工作必须要做好。”

王焱听了，沉默了片刻，然后坚定地点了点头。

十二月中旬，程望来到康复中心探访。他没有穿警服，而是选择了一身便装，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步伐沉稳地走进了康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