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艰难重重

第一节初露锋芒自那日一场元宵御宴之后，东京城可谓是要变天了，一方欢喜一方愁，王安石这派，如有神助欢喜异常，王安石的最后一次亮剑，可谓是奠定了他作为改革领袖的地位。至此，对待改革一事，两派的矛盾对立点便从由谁领导转移成了是否会伤及自身利益。不得不说，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抗争，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剧烈，甚至在此时，更多人是站在他这一边的，这其中不乏一些士大夫阶层的中坚力量。毕竟王安石所提出的财政之道，不需要削减他们的收入，而仅仅作为一种增值的手段，既能为天下百姓谋利，又不伤及自身，何乐而不为呢？

经过为期一月的准备，神宗终于对于这场变法有了第一个正式的动作。熙宁二年（1069）二月，皇上任命富弼为宰相，同时，一个全新的部门——“制置三司条例司”建立，负责人为副相陈升之。

出乎意料的是，王安石并未被授以大权，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改革主导者的地位。谨慎如神宗，明白改革须得循序渐进，饶是他身为一国之君，也不得任意妄为，对待变法一事，表面上还应以稳定为主。所以他一方面以富弼的威望来安抚人心，一方面让王安石躲在幕后，全力支持他组建自己的班底。至此，变法的核心人物，吕惠卿、苏辙、章惇等人，依次走向历史舞台。

七月，第一项法令均输法出台。均输法的意思很简单，便是增加发运司的权力。发运司是自宋太祖赵匡胤一朝便建立的一个部门，主要负责淮、浙、江、湖等六路的漕运，把南方的物资运到京城来。但也存在弊端，地方发运使没有决定运什么的权力，只得执行三司长官的命令，而远在京城的长官因为信息的滞后和与民间的脱节，往往不知道这个时节最好的资源是什么，更不明白每年每地具体收成如何，只是凭借印象大笔一挥，发运使只好领命将货物拉上来。长此以往，必然造成京城的供需脱节，急需的物资稀缺，积压的货物却还在源源不断地运过来。奇妙的是，京城并没有因为这种问题民不聊生，反倒愈发繁荣起来，这又涉及了宋朝的商业。

当时东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小贩商家云罗密布，京城物资的短缺成了商人发财的机会。同时，一些规模较大的巨贾之家，为了寻求制度的庇护，勾结高官贵族，更有甚者，和后宫攀上了关系，这就像是一股涌动在繁华表象下的暗流。

这种民间经济的繁荣所造成的巨额财富，因为制度的不完善，从来都与朝廷无关，只流进官僚商户后宫贵人的口袋。宋朝此前历来国力强盛，倒也不计较，只是到了本朝，今非昔比，国库亏空，日益沉重的岁币加之官僚系统内的腐败，一步步蛀空了大宋朝的基底，致使先帝的葬礼都只得草草而办，可见财政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当今神宗内心又有着自己的大抱负，如何迅速地敛财，成了变法的最初动机。所幸王安石是一个毫无私欲之人，所以他无视这些不成文的灰色规则，无视这个庞大的官商勾结的利益系统，通过增加发运司的权力，用强硬的国家机器，将这笔巨额的财富从他们手中硬生生抢夺过来。

他任命薛向为长官，用皇帝拨下来的五百万贯内藏钱、三百万石上供米作为启动资金，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将这个属于国家的买办机构办得风生水起。这让皇帝很快便尝到了变法的甜头。的确，王安石现在所做的事情，正如他先前所讲，不加赋而国用足，不仅解决了京城的供需问题，更让国家在买卖之间赚取了差价，同时没有增加官员、百姓的负担，乍看实在是两全之策、完美之计，但事实并未如此顺遂。

八月，王府。

采办物资的家丁刚一进府，管家王贵忙迎上前去，“可买到了？”

家丁无奈，摇了摇头，打开手中漆盒的盖子，不出所料，空空如也。王贵虽有所预料，还是忍不住失望，低声叹道：“这可如何是好，自从七月老爷的新法实施，这城中的商户便不知是得了谁的撺掇，直说老爷是捣毁经济的元凶，竟纷纷拉起阵营，绝不向王家出售任何物资。已经一月了，家中的存粮早已见了底，真不知该如何是好。”话音刚落，便听得身后脚步声响起，回头一看，正是夫人吴氏，忙将漆盒顺手藏到身后，福身问安。他自小便跟着王安石，忠心耿耿，敬佩其心中志向，自知数月来王安石已经心力交瘁，吴氏身体一向不大好，这等小事，本该由他作为管家解决，不应给他们添忧。谁料吴氏何等聪慧之人，接连几日菜蔬上的捉襟见肘她早已察觉，只消找个后院的婆子一问，便知道发生了何种变故。

她作为王安石的